從彼山到此山 丁松青神父奉獻台灣五十年
高中畢業後,大哥傑瑞進入位於北加州洛思加圖斯(Los Gatos)的耶穌會修院就讀,三年後我也追隨他的腳步。從父親在我八歲那年過世之後,我就常常想像當神父的生活,不過,大哥傑瑞做出這個決定則屬於意料之外。
傑瑞一直想要當醫生,就像他崇拜的史懷哲一樣,他景仰史懷哲在非洲為窮人奉獻。直到他最好的朋友宣布想當神父之後,傑瑞才發現自己其實也想當神父。到異國傳教的想法深深吸引他,因為這樣一來,他不只會成為靈魂的良醫,也會到遙遠的國度服務。
至於我自己,我從年輕時就一直想要成為神父、服侍上主。從父親離開我們到天家去的那天起,這份願望日益茁壯。
我明白眼下在塵世的生命只是暫時的,我們真正的家在天上。即使還是孩子的時候,我也能感覺到上主希望我成為助人過程的一部分,幫助大家得到天上的賞報。等年紀大一點,上了高中之後,這份願望變得更加強烈。
雖然學校所有的社交活動我都參加,但我同學越是在物質生活中找到快樂,我就越往精神生活去找。我的靈魂渴慕上主,而我知道,唯有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上主,我才能真正在生命中找到平靜和意義。
哥哥和我接連告訴媽媽我們希望成為神父時,媽媽同意了,說她只希望我們快樂,只要我們快樂,她就快樂。雖然她從來沒有鼓勵我們做神父,但也從來沒有阻止我們。她心心念念只希望我們快樂。她這麼做給了我們自由。她從來沒有試圖為自己的利益控制我們。
我們出發去念修院的同時,媽媽也繼續忙著兼顧一家之主、學校秘書和慈愛母親的角色,不論對身邊或遠方的兒子都付出關愛。至於哥哥和我,到外國傳教的願望在我們心中日益茁壯。
後來,哥哥和我相繼被派到臺灣傳教時,媽媽再次支持我們的決定,說不管我們選擇要做什麼,她都開心。但這對她並不容易。
哥哥和我內心充滿將臨的挑戰,要前往另一個國度,我們可以在彼方散播信仰、服務他人。我們覺得這項任務是上主的呼召,但媽媽能想到的只有臺灣遠隔重洋,她以後難得見上我們一面了。
我還記得從華盛頓州的斯波坎(Spokane)打長途電話給媽媽,那時我即將從斯波坎的大學畢業,滿懷熱忱的打電話告訴她我要被派到臺灣。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不像我一樣雀躍,過了一會我才發現她講電話時傷心不已,強忍著淚水。
三年前,她已經送哥哥離開家鄉到臺灣─現在又輪到我。但她很快在電話中恢復鎮定,向我們保證不論我選擇哪一條路,她都開心。
大學畢業之後,我搭上一艘前往韓國的舊商船,再從韓國飛到臺灣。當年是一九六九年,我二十四歲。雖然旅程長達數週,但我從不覺得無聊,因為我正忙著學吉他,盡量努力多背幾首歌。雖然偶爾會暈船─思鄉之情也會湧上心頭─但仍然是一趟愉快的旅程。
我在臺灣的頭幾年,音樂或許形成了我和臺灣人民之間最深刻的連結,也是音樂讓哥哥傑瑞和我彼此更加親密。我在新竹語言學校念書的第一年,哥哥也在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工作,和我在同一個城市,所以我們兩人常常可以見面。我們都喜歡唱歌、彈吉他,不久就開始為大家表演。
我從美國帶了幾首民謠來,傑瑞不久就著手把歌詞翻成中文。有一天早上,他一面刷牙,一面就編出了〈星期六之夜〉(Saturday Night)這首歌的中文版,後來成了我們最受歡迎的歌曲。到了聖誕節,我們的曲目已經相當豐富,可以在新竹市所有天主堂的聖誕派對上登臺演出。
那時音樂無所不在,而且是很棒的音樂。年輕人深深迷上吉他,想要聽我們彈奏,也想要大家一起彈。有時候,我回想學中文的那兩年,心想要是沒有吉他,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。
學了中文之後,我有機會去蘭嶼一整年,教小學生藝術和音樂。那年或許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年。我和達悟族人變得很親近,不只教導他們,也從他們身上學習,那是真正的分享。精彩的一年過後,我在輔仁神學院繼續念書,為成為神父做準備。
我在神學院念書的那幾年,傑瑞和我都加入了樂團,是和幾個修士一起組的,我們在各個大專院校的民俗節慶上表演,有時候會上電視。和哥哥一起為一大群學生唱歌,或者為電視觀眾獻唱,無疑提升了我的自信。
此外,我和哥哥都將音樂視為和人們合一的一種方式─這群人是我們來此地服務的對象。我在表演時唱起部落歌曲,傑瑞則熟習了幾首傳統臺語金曲,像是〈燒肉粽〉。我們每次表演這些歌曲都受到熱烈歡迎,也展現我們把臺灣文化當成自己的文化。
神學院念到第三年時,我前往聖地牙哥,在我從小長大的教堂晉鐸為神父。這對教區和對我而言都是重大的時刻─對媽媽更是如此,媽媽當時在教區學校工作,她邀請學校的孩子來為我的晉鐸慶典合唱。這確實是一場家族盛事。
又念了一年神學之後,我終於以神父身分接受了第一份派任─派任到清泉。我的長上早已知道我喜歡服務原住民。幾年以前,中文語言學校放暑假時,我和一支山服隊在清泉待了一個月。從那之後,每逢週末或是輔仁的課業可以稍微休息時,我都會去山上。
清泉人把我當成他們的一分子,從不讓我覺得自己像外國人。這也許就是我這麼喜歡和他們相處的原因。有人說,你和別人相處的時候,對方讓你有什麼感覺,這是最重要的。清泉的泰雅人讓我覺得很開心。
在清泉的歲月一開始過得很慢,後來隨著時間流逝,步調漸漸加快。五年、十年、二十……四十……如今我還在這裡。起初,我的回憶和故事個個鮮明,我以此為主題寫了一本書。
之後,隨著時光荏苒,我開始明白自己在清泉的故事如何呼應生命中更早以前的種種事件。我的家人一直都在身邊,即使他們身在世界另一頭。
那段歲月裡,媽媽曾經來臺灣看我們四次。我知道她以孩子為榮,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在做的工作。對她而言,只要我們開心就夠了。除此之外,她也喜歡上我們的臺灣朋友,有好多人也把她當成「母親」。
博客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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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瑞一直想要當醫生,就像他崇拜的史懷哲一樣,他景仰史懷哲在非洲為窮人奉獻。直到他最好的朋友宣布想當神父之後,傑瑞才發現自己其實也想當神父。到異國傳教的想法深深吸引他,因為這樣一來,他不只會成為靈魂的良醫,也會到遙遠的國度服務。
至於我自己,我從年輕時就一直想要成為神父、服侍上主。從父親離開我們到天家去的那天起,這份願望日益茁壯。
我明白眼下在塵世的生命只是暫時的,我們真正的家在天上。即使還是孩子的時候,我也能感覺到上主希望我成為助人過程的一部分,幫助大家得到天上的賞報。等年紀大一點,上了高中之後,這份願望變得更加強烈。
雖然學校所有的社交活動我都參加,但我同學越是在物質生活中找到快樂,我就越往精神生活去找。我的靈魂渴慕上主,而我知道,唯有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上主,我才能真正在生命中找到平靜和意義。
哥哥和我接連告訴媽媽我們希望成為神父時,媽媽同意了,說她只希望我們快樂,只要我們快樂,她就快樂。雖然她從來沒有鼓勵我們做神父,但也從來沒有阻止我們。她心心念念只希望我們快樂。她這麼做給了我們自由。她從來沒有試圖為自己的利益控制我們。
我們出發去念修院的同時,媽媽也繼續忙著兼顧一家之主、學校秘書和慈愛母親的角色,不論對身邊或遠方的兒子都付出關愛。至於哥哥和我,到外國傳教的願望在我們心中日益茁壯。
後來,哥哥和我相繼被派到臺灣傳教時,媽媽再次支持我們的決定,說不管我們選擇要做什麼,她都開心。但這對她並不容易。
哥哥和我內心充滿將臨的挑戰,要前往另一個國度,我們可以在彼方散播信仰、服務他人。我們覺得這項任務是上主的呼召,但媽媽能想到的只有臺灣遠隔重洋,她以後難得見上我們一面了。
我還記得從華盛頓州的斯波坎(Spokane)打長途電話給媽媽,那時我即將從斯波坎的大學畢業,滿懷熱忱的打電話告訴她我要被派到臺灣。媽媽聽到這個消息不像我一樣雀躍,過了一會我才發現她講電話時傷心不已,強忍著淚水。
三年前,她已經送哥哥離開家鄉到臺灣─現在又輪到我。但她很快在電話中恢復鎮定,向我們保證不論我選擇哪一條路,她都開心。
大學畢業之後,我搭上一艘前往韓國的舊商船,再從韓國飛到臺灣。當年是一九六九年,我二十四歲。雖然旅程長達數週,但我從不覺得無聊,因為我正忙著學吉他,盡量努力多背幾首歌。雖然偶爾會暈船─思鄉之情也會湧上心頭─但仍然是一趟愉快的旅程。
我在臺灣的頭幾年,音樂或許形成了我和臺灣人民之間最深刻的連結,也是音樂讓哥哥傑瑞和我彼此更加親密。我在新竹語言學校念書的第一年,哥哥也在天主教新竹社會服務中心工作,和我在同一個城市,所以我們兩人常常可以見面。我們都喜歡唱歌、彈吉他,不久就開始為大家表演。
我從美國帶了幾首民謠來,傑瑞不久就著手把歌詞翻成中文。有一天早上,他一面刷牙,一面就編出了〈星期六之夜〉(Saturday Night)這首歌的中文版,後來成了我們最受歡迎的歌曲。到了聖誕節,我們的曲目已經相當豐富,可以在新竹市所有天主堂的聖誕派對上登臺演出。
那時音樂無所不在,而且是很棒的音樂。年輕人深深迷上吉他,想要聽我們彈奏,也想要大家一起彈。有時候,我回想學中文的那兩年,心想要是沒有吉他,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。
學了中文之後,我有機會去蘭嶼一整年,教小學生藝術和音樂。那年或許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年。我和達悟族人變得很親近,不只教導他們,也從他們身上學習,那是真正的分享。精彩的一年過後,我在輔仁神學院繼續念書,為成為神父做準備。
我在神學院念書的那幾年,傑瑞和我都加入了樂團,是和幾個修士一起組的,我們在各個大專院校的民俗節慶上表演,有時候會上電視。和哥哥一起為一大群學生唱歌,或者為電視觀眾獻唱,無疑提升了我的自信。
此外,我和哥哥都將音樂視為和人們合一的一種方式─這群人是我們來此地服務的對象。我在表演時唱起部落歌曲,傑瑞則熟習了幾首傳統臺語金曲,像是〈燒肉粽〉。我們每次表演這些歌曲都受到熱烈歡迎,也展現我們把臺灣文化當成自己的文化。
神學院念到第三年時,我前往聖地牙哥,在我從小長大的教堂晉鐸為神父。這對教區和對我而言都是重大的時刻─對媽媽更是如此,媽媽當時在教區學校工作,她邀請學校的孩子來為我的晉鐸慶典合唱。這確實是一場家族盛事。
又念了一年神學之後,我終於以神父身分接受了第一份派任─派任到清泉。我的長上早已知道我喜歡服務原住民。幾年以前,中文語言學校放暑假時,我和一支山服隊在清泉待了一個月。從那之後,每逢週末或是輔仁的課業可以稍微休息時,我都會去山上。
清泉人把我當成他們的一分子,從不讓我覺得自己像外國人。這也許就是我這麼喜歡和他們相處的原因。有人說,你和別人相處的時候,對方讓你有什麼感覺,這是最重要的。清泉的泰雅人讓我覺得很開心。
在清泉的歲月一開始過得很慢,後來隨著時間流逝,步調漸漸加快。五年、十年、二十……四十……如今我還在這裡。起初,我的回憶和故事個個鮮明,我以此為主題寫了一本書。
之後,隨著時光荏苒,我開始明白自己在清泉的故事如何呼應生命中更早以前的種種事件。我的家人一直都在身邊,即使他們身在世界另一頭。
那段歲月裡,媽媽曾經來臺灣看我們四次。我知道她以孩子為榮,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在做的工作。對她而言,只要我們開心就夠了。除此之外,她也喜歡上我們的臺灣朋友,有好多人也把她當成「母親」。
【本文節錄自《從彼山到此山》,大塊文化,丁松青著,未經同意禁止轉載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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